游客們摩挲著環繞金殿的銅欄桿，他們相信這樣會給自己帶來好運
這根銅欄桿的銘文明確記載是云南道教信士捐贈
武當山的金殿是慕名而來的游客們最重要的一站，游客們摩挲著環繞金殿的銅欄桿，他們相信這樣會給自己帶來好運。
要知道，這些護欄來歷非凡。那是400多年前的明代萬歷年間，云南的道教信士們從各家各戶捐資鑄造148根銅欄桿，又從云貴高原一路翻山越嶺，歷經3000多里路程來到武當，在朝圣時敬獻給真武神的。這一切，足以說明在云南真武信仰久已深入民心。
■文、圖/記者 海月
148根銅欄桿環繞金殿
金殿是武當山的象征，也是武當道教在皇室扶持下走向鼎盛高峰的標志。
在金殿前，極目四方，八百里武當秀麗風光盡收眼底，群峰拱擁、八方朝拜的景觀神奇地渲染著神權的威嚴和皇權的至高無上。
金殿是當時中國等級最高的建筑規制，建造于明代永樂十四年(1416年)，面闊進深各三間，高5.54米，寬4.4米，深3.15米，全系銅鑄鎏金仿木構建筑，重檐迭脊，翼角飛舉，脊飾龍、鳳等珍禽異獸，古樸壯觀。
毋庸置疑，金殿是公認的武當山建筑的精華。在金殿周圍圍繞有148根青銅欄桿，除四角為方形外，其余均為圓柱形，每根銅欄桿上均有銘文，記載捐獻者籍貫姓名及祈求愿望等，是“奉道信士”捐資鑄造，專程運至武當山組裝而成的。
對這些寶貴的銘文資料，古代山志和文人游記均沒有記載，僅清初王澐在《楚游紀略》中曾提到過“（金殿）四周銅欄則滇民所造也”。今人則只有湖北武當文化研究會會長楊立志獨具慧眼，在研究明代武當山進香風俗時，運用了數條銅欄桿上的銘文。他說：圍繞金殿的148根青銅欄桿是明代萬歷年間由云南、江西、陜西等省信士以家為單位捐造的，尤以云南省城官紳士庶居多，每根銅欄桿上均有銘文，記載捐獻者籍貫姓名及祈求愿望等。武當山金殿周圍有銅欄桿140余根，多為云南民眾萬歷十九年辛卯歲（公元1591年）朝山進香時捐造的，銅欄桿上的銘文記載捐造者的姓名、心愿等，如北面一柱銘文云：“云南巨津州吏目今升萍鄉縣主簿陳嘉祿誠心鑄造一柱玄帝老爺金殿柵欄，勒之永久，伏祈庇護”；又如西面一柱銘文云：“云南省城蔣門信女馬氏長命富貴。萬歷十九年十一月。”
事實上，從銘文的內容來看，明代萬歷年間云南的真武信仰已很興盛，尤以昆明地區為最。
云南民眾朝圣武當盛行
明代云南省民眾信奉道教者頗眾，朝武當之風盛行。
《云南通志》卷八記云南通省風俗云：“三月三日，謁真武廟于西山羅漢寺……或負香之襄陽謁武當山，往返數月。”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十二日，云南太和人趙廷瑞在武當山太子巖刻石云：“趙廷瑞朝山至此”；十三年后（即萬歷六年——1578年）的同月同日，廷瑞之子重華“萬里尋父”，禱武當山過太子巖。
宋元時期，云南因屬邊陲之地，尚不見有真武信仰的記錄。真武信仰是隨著明代初期漢民族的大量徙滇而進入云南的。
從明初開始，中原朝廷加強了對云南邊疆的墾殖，大批的漢人通過屯田、經商、戍邊等方式紛紛涌入云南，使云南境內的漢族人口比例劇增。歷史學家方國瑜稱：“明代為云南居民族屬的巨大改變時期。”
伴隨著漢民族的大量入滇，多為漢族信奉的道教也被攜入云南。道教宮觀神祠在云南各地建立起來，促成云南道教逐漸走出元代以來的沉寂而進入興盛時期。
明清時期，云南真武廟廣布于各府州，這從光緒《續云南通志稿》卷六十四《祠祭志》所云“真武觀各州縣俱有”、“北極宮各州縣皆有”即可為證。
明末旅行家徐霞客曾游歷過今云南的昆明、大理、騰沖、保山、臨滄、紅河等地區的近20個縣市，在《徐霞客游記》中留下的12篇《滇游日記》里，記載了這些地區的道教宮觀神祠近百處，其中的真武廟、真武祠載有多處，如西山的玄帝殿、真武宮，嵩明縣城西北的玄帝殿，晉寧縣金沙山中的真武殿，雞足山的玄武廟、真武閣及洱海的玄武閣。
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云南迅速興盛，與官府的倡導也是分不開的。云南各地真武廟多源于地方官的倡議或興建。最典型的一例是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當時的云南巡撫陳用賓命人在昆明東北郊的鳴鳳山，仿照湖北武當山太和宮內金殿式樣鑄成真武殿，亦稱“金殿”，用以供奉真武大帝。金殿外面同樣仿武當山太和宮筑磚墻、城樓、宮門環護，亦稱太和宮，俗稱銅瓦寺。銅瓦寺建成之后，很快成為云南真武信仰的中心，每年三月三真武圣誕之日吸引了昆明及其周邊地區的人朝拜真武帝。
銅欄桿捐獻者遍及各階層
武當山金殿148根銅欄桿的捐贈者，一定是信仰真武神，但他們有著怎樣的身份？其實，信仰之人遍及社會各階層，其信仰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和現實性。
根據銅欄桿銘文所載捐獻者的身份，以官吏身份捐助的有21個家庭或個人。其中，“黔府參隨阮大觀”一家捐造了三根；云南省城鄉官參議高任重夫婦捐造兩根。
這些官吏多屬中下層官吏，如“布政司通吏、布政司信吏、布政司吏、廣南掌印指揮、黔府參隨、巨津州吏目、云南前衛舍人、云南司廣南衛在所舍人、云南前衛千戶”等；生員捐造的有8個家庭或個人；而普通信士則有63個家庭、個人或團體，其中由純女性捐造的有6根，或是個人，或是姊妹，或是多名信女共同出資捐造。
在捐建團體中，道觀也起了作用。真慶觀位于昆明城東，是昆明著名的道觀，由真武祠擴大改建而成，奉祀的主神也是真武。
武當山金殿前有一根銅欄桿銘文曰：“信士賈嘉賓、丁學詩、楊俸。云南真慶觀斗會奉。劉武朝、黃高、胡于量。”這說明，這根銅欄桿是多名信士和真慶觀斗會出資捐獻。
在普通捐獻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商人，在銅欄桿上載明祈求的心愿中常有“買賣亨通”的字樣，如有根銅欄桿上端刻“男婦王喜造欄”，下端有“信士吳同、妻彭氏、男吳啟、男婦王橋保、孫女□英、梅英喜造欄貳根，共保買賣亨通，吉祥如意”。前引“江西撫州府金臨二縣人氏信士熊祿十、黃增二、胡正四、李諫十六商寓云南省買賣，四人同心合造大銅壹根，為保各家清吉、人眷平安、買賣亨通、嗣息衍慶。萬歷十九年十一月初一良旦謹立”。
還有一根赫然刻著：“溫州縣人氏商寓云南省城云津橋李店居信士王榮，室人羅氏，鑄造銅欄桿一根，祈保清吉，求謀遂意，合宅均安。”
另有兩根銅欄桿出自云津橋信士和信女之手：“云南省云津橋信士孫舉同、妻姜氏、□男孫大立、孫大智保自身，喜造銅欄桿壹根”；“云南布政使云津橋西北居住信女”。
由此可見，這些捐獻者應是做買賣的商人。這其中，又以居住在云津橋的商人居多。
云津橋舊名大德橋，草創于元代，以樹木架之而成，屢為洪水摧毀。明洪武癸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西平侯沐春改為石制，橋亦改今名，“以其當云南之要津，故名”。正因為云津橋位居要道，故其周圍成為商賈云集之地，云津橋也成為昆明商業熱鬧地之一。
來自于社會各階層的捐獻者，有56家以家為單位捐造，其中一家捐有三根，一家捐獻兩根；有19名單個的捐造者，其中有兩人與別的家庭合捐一根，一人與別的家庭合捐兩根；同一衙門的吏員4人合捐一根，另有由多名信士或信女組成的11個團體集體捐造，多則20余人，少則三四人。可見，銅欄桿的捐造以家庭為主，占到了總數的64%。
捐獻者募集資金又組織鑄造
斗轉星移，歲月滄桑。如今，有些銅欄桿的銘文已模糊不清，有些因在背面而又無法轉動。
根據專家目前抄錄的96根銅欄桿記載的銘文發現，這些銅欄桿以家為單位捐造為主，也有個人、同事、香會捐造的，也有多名信士或信女為單位捐造的。
研究發現，位于四角的方形銅欄桿由多個單位捐造，圓柱形的則一般由一個單位捐造；唯一例外的是有兩根由兩家人共同捐造。
銘文有短有長，短的僅記有捐造者的名字，如“張舉同造”、“滇官張元卿造”；長的多達數十字，如“云南省城蔣門信女馬氏普信同男蔣弘忠、李氏普妙同男蔣弘孝，祈求自身清吉，功名顯達；袁門陳氏普眾同女三姐、男□弘基，長命富貴、蔣門權氏普廉同女二姐、男弘謨、弘烈、弘猷，長命富貴。萬歷拾玖年拾壹月”。
銘文一般以記載捐造者的名字和心愿為多，“信女陸氏發心敬造欄桿，祈保吉祥如意”、“云南大西門外信士郭世松敬造壹根，祈保吉祥如意”，即為典型兩例。
從時間上看，銘文中有具體時間記載的有13個，分別是：“萬歷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萬歷十九年九月十九日”、“萬歷十九年九月初十日”、“萬歷十九年十一月”、“萬歷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萬歷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萬歷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萬歷辛卯歲季春”、“辛卯歲造”、“萬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辛卯年孟冬”，“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即萬歷十八年）、“大清乾隆三十二年孟春河南直隸汝州寶豐縣”。萬歷辛卯年即萬歷十九年；庚寅年捐造的一根，時間也到了年末。至于唯一一根清朝乾隆年間所造，疑為原先一根損壞，為后來來自于河南的香客所補入。
從捐造者的籍貫來看，或注明為云南人，或在云南任職，或未注明是何處人。但從銘文可明顯看出是云南當地人，另標有來自江西、湖廣、江浙等外地人。
在金殿后左邊方形銅欄桿有銘文這樣記載：云南府學生員吳宗文、父親吳世宗、母劉氏、妻黃氏、花男冬徇，上同募舍銀二兩造銅柱，祈保父母安康，夫妻和樂，買賣亨通，功名顯遠，吉祥如意。這是唯一能見到的載有具體捐贈數的銘文。
專家研究發現，環繞于武當山金殿四周的148根銅欄桿是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年末至十九年（1591年）由專人組織化緣，由云南昆明地區及附近的士庶官商（包括云南當地人和僑寓之人）——“奉道信士”捐資后，在當地統一鑄造，雇請陜西、山西等地的農民專程運至武當山組裝而成。
據此推斷，專家認為，捐獻者捐獻的是銀兩。銀兩收齊后，由發起人統一組織鑄造，再運至武當山金殿安裝。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真武信仰在云南民間強大的生命力。
（注：文中□為銘文模糊不清的字）（轉自：秦楚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