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的鄖西夾河鎮，漢江和金錢河交匯處波濤洶涌，遠處空濛的山色藏著幾絲神話色彩。
先秦時期以鄖西天河口為中心的漢江沿岸，是那個時代經濟文化先進的人類聚居地，其地域文化，體現了漢水中上游地區介于黃河與長江流域之間的南北兼融的文化特質，是漢江文明的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為天河七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

□文/闞韶輝 圖/郭瑞

以牛郎織女七夕相會故事為核心內容的鄖西天河七夕文化，肇始于《詩經》的質樸古風，折射著男耕女織的農耕文化，卻為什么會有人神愛戀、鵲橋相會等濃烈地洋溢著《楚辭》所呈現的、那種南方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和神話色彩呢？因為，承載和積聚了中原農耕文明、南方楚文化基本元素的漢江文明，在鄖西天河七夕文化的發育及其內涵中，得到充分積淀和集中體現。

奠基：漢江農耕文明的濫觴

首先，鄖西天河七夕文化的胚胎，萌生于《詩經?小雅?大東》，詩中已經出現天河七夕文化的基本元素——農耕文明。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詩中尚無完整的神話故事的情節，天漢二星還不具有人的靈性和情感。但詩中“牽牛”、“織女”兩個星宿的名稱,使詩人自然地聯想到“報章”（織布）和“服箱”（負重駕車）等現實生產生活。織女不織布，牽牛不負重，意謂徒有虛名而無其實，隱含“大東”——周代黃河中下游的諸侯小國，對周王室勞役不息的怨刺。這與《古詩十九首?明月皎月光》中“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的意旨相同。女織布，牛負軛，再聯系此詩下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中的“簸箕”——揚米去糠的器具，透露出男耕女織的農耕經濟活動，是《詩經》時代（西周到春秋中期）社會生活的常態。
其次，與《詩經?小雅?大東》同時代的《詩經?周南?漢廣》，進一步彰顯了漢江一帶早期農耕文明的歷史印跡，并隱含著牛郎織女的人物雛形。按《韓詩序》說：“南,國名也。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南陽即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南郡即今湖北省江漢平原一帶。周南之地，就在今河南西南與湖北北部之間的漢水流域中上游，鄖西天河地處其中。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全詩的起興之句，傳神地暗示了作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在漢江之畔伐木刈薪的勞動過程，和追逐愛情的心路歷程。魯齊韓三家關于《詩經》的詩解中，皆稱“游女”為漢水女神，給此詩抹上了一層人神戀愛的浪漫色彩——我們知道，牛郎織女正是人神愛情的主角，“漢有游女”可謂織女原型，從而為天河七夕文化作了豐富的鋪墊。
其三，先秦時期鄖西天河一帶漢江兩岸經濟文化的肇興，為七夕文化作了厚實的奠基。一定地域的文化現象及成果，基于該地域獨特的物質生活條件。商周至春秋中期，漢水及其支流，方國林立，僅漢水中上游就有巴、庸、麇、絞、楚等著名方國。其時，鄖西屬麇國，鄖西天河口是天河匯入漢水的地方，該地開闊平坦而肥沃，是人類農耕定居、生存發展的“宜居之地”。作為這一帶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麇國故都——钖穴，其水陸交通便利，銅錫鑄造業發達，商業興盛，并一直持續到東漢時期。
這些文化遺跡表明，先秦時期以鄖西天河口為中心的漢江沿岸，是那個時代經濟文化先進的人類聚居地，其地域文化，體現了漢水中上游地區介于黃河與長江流域之間的南北兼融的文化特質，是漢江文明的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為天河七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

生長：先秦戰爭歷史的催化

鄖西天河七夕文化的滋生，與先秦時期周武伐紂、商亡周興這一重大事件，以及漢江中上游的方國在周朝建立之后，向“宗主”周天子長期負擔的繁重“軍賦”，有莫大關系。西周到春秋期間的頻繁戰爭，直接催生了鄖西天河七夕文化。
《史記?殷本紀》記載：“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予日，紂兵敗。”這就是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戰。武王伐紂,跟隨的盟軍有“庸、盧、濮、蜀、羌、髳、微、彭”八國軍隊。宋代裴骃所撰《史記集解》稱:“八國皆蠻夷戎狄……庸、濮在江漢之南。”庸、濮是地處漢江中上游的方國，濮是眾多部落的統稱，據其首者，就是今天鄖西所屬的麇國——《左傳》有“麇為百濮長”和“百濮帥乎麇”之說。麇人作為追隨武王伐紂的主力軍之一，兵員眾多，且作戰勇敢，在伐紂之戰中立下赫赫戰功，故武王滅商后，封麇為子爵之國。
周朝的封國，皆有朝貢（覲見、進貢）和負擔軍賦（受周天子之命參入征戰）的義務。周武王伐紂戰爭中，很多被麇國征發參戰的濮人，戰死沙場，葬身他鄉。麇國立國之后，更要向周王朝履行“軍賦”的義務，并應對諸侯之間你死我活的爭戰。《周禮?地官?鄉大夫》記載：“野（國都之外）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屬于“野”的區域范圍的麇國，在牧野之戰，以及后來周王朝的一系列平叛戰爭中，男丁一次次被大量地征發參戰。
天河匯入漢江的天河口，是當時麋國軍隊的出發之地。于是，麋國的女人們思念遠征的丈夫，或悼念征戰的亡夫時，就匯集到丈夫離開故鄉的最后一站——天河口，自發地開展紀念和祭祀活動。地方史志記載，該地古老的祭祀習俗是，祭奠亡人要燒七期紙，七天為一期。在長期的天河口悼念亡夫的活動中，共同的遭際和情感需要，把天河一帶漢江兩岸的女人們連結到一起，逐漸形成了選擇在七月七日這一天（第七期第七天），結伴到天河口悼念、祭祀亡夫的習俗。
動人的傳說，經過了美好的演繹，卻往往源于真實的歷史。遙想兩千多年前的西周到春秋時代，每年七月七日的黃昏（七月七日之夕，簡稱七夕），漢江上游兩岸的婦女們，自發卻如約而同地集聚天河口，面對北方，臨河祭奠，并遙望星空，寄托對丈夫的哀思。時光流逝，活動延續，民間傳說逐漸把世間男女的故事，與天上牛郎織女二星宿聯系起來，把丈夫征戰死、夫妻隔陰陽的慘痛現實，幻化為人神戀愛、鵲橋相會的美好想象；把身邊的河流（漢江及支流）與天上的星空對應起來，星河稱作了“天漢”、“河漢”，地上的河則叫成了“天河”……牛郎織女的傳說由此演繹出來，演化出越來越豐富的天河七夕文化。

成熟：漢族主體文化的形成

楚國奠基于漢江上游的丹陽，漢江上游的地域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來源。《史記?楚世家》記載：“（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古之“丹陽”，在今漢江支流的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距天河口不到200公里。300多年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時，楚遷都于郢（今湖北省荊州城北的紀南城）。300多年間，楚國皆都于丹陽。此一時期，麇國定都于距丹陽及今天鄖西天河口不遠的鍚穴，它部族眾多，疆域廣大，是春秋早期的強大方國，其文化習俗對楚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如楚人視鳳為神鳥，雄曰“鳳”，雌稱“凰”，鳳凰成為楚人的文化圖騰。而從天河口往下5公里外的漢江沿岸，有山稱鳳凰山；自天河口往上10公里處的娘娘山麓，有山也叫鳳凰山。
此外，楚國的天文歷法十分完備，有中國二十八星宿、星座全部名稱的最早記載，其中就包括織女、牽牛二星。南北朝時，南陽人宗懔所著《荊楚歲時記》中，有“楚懷王始置七夕”的記載，說明最遲到楚國第40代國王楚懷王（前328年至前299年）時，肇始于漢水上游的七夕習俗，得到楚國官方的認可，成為定制。
公元前223年，楚國被強秦所滅。而發祥于漢江上游、曾雄霸長江流域的楚民族所創造的楚文化，其浪漫瑰麗，卻獲得新生——它與華夏民族所創造的中原文化的質樸理性之光，在經歷了春秋到戰國時期的不斷融合、秦朝統一六國進行的整合之后，最終在漢朝完成了南北匯聚，實現了“龍鳳呈祥”，形成了漢族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明。所以，“漢族”、“漢文化”、“漢學”、“漢語”等名稱，都是到了漢朝、因為漢朝才定型的。而漢朝得名于漢江，發祥于漢水——劉邦登上皇帝寶座，以漢水上游的漢中這個發跡之地，來命名新建立的王朝。
鄖西天河七夕文化，正是在漢朝大一統的格局奠定之際，走向成熟。宋代文人嚴有翼的《藝苑雌黃》稱：“漢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為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西都）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為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牽牛與織女石像，隔昆明池相望，與牽牛、織女二星隔銀河之情狀相仿，以具體生動的人物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戀關系，標志著牛郎織女愛情神話的生成。
西漢初年，民間流傳著一首膾炙人口的古詩——《迢迢牽牛星》（東漢末年編入 《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扎扎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牛郎織女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反映了文人開始以牛郎織女故事為題材來創作詩歌，將之人文化、擬人化，賦予其人的生命和豐富情感。
總之，漢江自古是中國南北之間的水路交通要道，也是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通道。漢江文明融匯了中國北方的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在締造和發展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為之輸送了多彩的文化元素，鄖西天河七夕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包含牛郎織女神話故事的天河七夕文化，既有中原農耕文明男耕女織的田園古風，也有人神愛戀、鵲橋相會等南方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和瑰麗色彩，從而讓漢民族的主體文化，在質樸的田園生活、男耕女織之外，令人驚喜地擁有了愛情神話、浪漫理想的獨特文化內蘊，和更加寬廣超拔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