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有明

[摘要]：勞動教養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非司法性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在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諸多方面都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在保障人權，維護勞教人員合法權益上也確有亟待改進和完善的地方。本人就勞動教養中存在的問題及如何改革提出膚淺的思考。
[關鍵詞]：勞教性質缺陷改革
勞動教養作為一種非司法性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該制度在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變化，該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來。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教養制度，是予以廢除，還是在保留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完善？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特別隨著我國加入《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頒布和實施《立法法》，存廢之爭更加呈現白熱化。如何改革勞動教養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現代化、法治化進程，特別是刑事法治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從目前來看，對勞動教養制度予以保留并加以改革是主流的觀點，筆者也持這一意見。理論界對如何改革勞動教養制度，提出了許多種不同的設想和思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本文通過分析勞動教養制度的問題和缺陷，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議，并且認為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立法規定和引入司法程序。
勞動教養制度的演化過程
（一）勞動教養初創
勞動教養是我國特有的一種行政法律制度。勞動教養初創于20世紀50年代的肅清反革命運動期間，發展于1978年之后。勞動教養制度創辦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國在取得全國范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重大勝利的基礎上，又在機關內部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對這次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和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立功而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黨中央提出的第一個關于勞動教養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階段，勞動教養制度幾乎被廢除，失去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
（二）勞動教養的現狀
近幾年，勞教場所圍繞提高教育矯治這個中心，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轉化了一大批法輪功、吸毒等類型勞教人員。但是在勞教人員解教后，社會幫教銜接工作脫節，社區環境惡劣，缺乏可持續教育改造的環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勞教人員解教釋放后重新違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據1996年對山東、云南、廣東、浙江等省區7個勞教場所的調查，多進宮勞教人員占勞教人員總數的平均比例為34.89%。據近期吸毒型勞教人員復吸及其它違法行為的調查，重新違法率高達85%以上。這一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同時也向我們敲響了警鐘，衡量勞動教養的成績不僅僅是收容了多少違法人員，更應該是教育矯治了多少違法人員，使他們不再重新違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勞動教養對維護社會穩定，減少犯罪發生起到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變化，該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來。
二、目前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缺陷
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實施幾十年來，它在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必須看到，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特別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和對人權保護的日益重視，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也暴露出來了。
（一）勞動教養的審查裁決體制同法治原則不相協調。
目前行使勞動教養審批權的法定機構是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民政、勞動等部門負責人兼職組成，未設專職負責人。其權限主要有兩項：一是審查批準作出勞動教養的決定，二是批準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或減少勞動教養期限。
而實際這兩項職權分別是由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部門行使的，上述兩機關是在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情況下代行勞教委職權的。我國于1998年簽署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按照一般理解，這里的法律應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確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規定。而勞動教養作為剝奪人身自由可以長達三、四年之久的強制措施，由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確立，并且不經過司法審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機關徑行作出決定，顯然與現代法治原則相悖。
（二）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與其實際嚴厲程度不相適應。
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為一種治安行政處罰，其適用的對象主要是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人。但從勞動教養的期限以及剝奪被勞動教養人員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卻比適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這兩種刑罰還要嚴厲，甚至嚴厲得多：管制的期限為3個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為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而勞動教養的期限則為1至3年，必要時還可延長1年；被判處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執行，屬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開放性刑罰，被判處拘役的犯罪人，就近執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勞動教養的人，則要收容于專門的警衛森嚴的勞教場所，節、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僅如此，刑法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還可適用緩刑，而勞動教養則無此類規定。勞動教養的這種嚴厲性，使人們都習慣于把勞改與勞教混為一談，普通老百姓視勞教與勞改一樣，都是“坐牢”，即使國家機關，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論（統稱為“兩勞人員”），有時甚至等同起來，如全國人大常委會1981年通過的《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其中第1條規定：“勞動教養人員逃跑的，延長勞動教養期限。勞動教養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后三年內犯罪，逃跑后五年內犯罪的，從重處罰，并且注銷本人城市戶口，期滿后除確實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節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重新勞動教養或者延長勞動教養期限……”，第3條規定：“勞教人員、勞改罪犯對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罰”，這里，就是把勞教人員與勞改罪犯放在同一個層面上來對待的。而它與某些刑事處罰內在邏輯的顛倒，還導致實踐中出現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緩刑，而從犯卻反而被勞動教養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盜竊，盜竊一、兩千元，刑期僅為幾個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幾百元錢，卻要被勞教2至3年；有的勞教人員，剛被投入勞教，便主動坦白交代勞教前的犯罪問題，懇請被法院判刑，從而用較短的刑期來免去較長的勞教期。這些現象的存在，在社會上和部分勞教人員中產生了“違法不如犯罪，勞教不如判刑”的印象，嚴重影響了法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三）勞動教養的幾種規定存在缺陷
第一，勞動教養時間限制較長。
強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為其設定較為嚴密的法律程序。但現行勞教法規側重于實體方面的規定，程序規范嚴重缺乏。表現在：勞教案件的辦理程序，既有治安案件的辦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辦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辦理程序，極不統一；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不全面，如當事人的陳述權、申辯權、賠償請求權等均沒有明確規定；關于對勞動教養決定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也相當簡單。勞動教養的決定實際上完全由公安機關一家作出，有違程序中立原則。勞動教養審批程序剝奪了被勞動教養者的參與機會，違背程序公正原則。目前勞動教養的司法救濟具有局限性，使被勞動教養者難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濟。由于適用程序上的上述缺陷，嚴重影響了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制形象。
第二，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過窄。
根據現行法規我國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是：大中城市（即3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城鎮（但必須控制在城鎮內吃商品糧的人的范圍內），存在個別違法犯罪行為（賣淫和嫖娼）的縣城、集鎮和農村。這種地域限制的弊端，一是使在農村發生的大量違法犯罪行為得不到有效地懲治，不利于社會治安的全方位綜合治理，二是人為地造成公民之間在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狀況，破壞了法律實施的統一。
第三，勞動教養期限的規定不合理。
按道理說，勞動教養的對象是嚴重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人或者犯罪情節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人，那么勞動教養的嚴厲程序應當輕于刑罰，但實際并非如此。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第三條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與刑罰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勞教期限的起點要比自由刑的起點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長，甚至高于對輕罪適用的有期徒刑。勞動教養與刑罰在嚴厲程度上的失衡和錯位，造成實踐中有些違法犯罪人寧愿被定罪處刑也不愿被勞動教養，以致在社會上和部分勞教人員中產生“違法不如犯罪，勞教不如判刑”的印象。
（四）勞動教養的隨意性和混亂性很大，不利于貫徹法治和保障人權。
首先，由于勞動教養的審批權事實上由公安機關一家行使，致使：不夠勞教條件的，作了勞教處理；本應追究刑事責任的，降格作勞教處理；有些案件，證明有罪不足，但又沒有充分證據否定有罪，公安機關為避免被檢察機關退回，干脆不移送檢察機關，而采取勞教的辦法；還有的案件，檢察機關已經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按照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不起訴人在押，應當立即釋放”（《刑事訴訟法》第143條），但有的公安機關不但不放人，反而對其處以勞動教養。
其次，由于《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頒布后，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有關部門又相繼頒布了多達幾十個規范性文件對其進行補充，這些規范性文件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單行條例、決定；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頒布的行政法規、規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以及其他一些“通知”、“批復”之類的規范性文件。它們散見于各種效力不一的法律、法規和文件中，既零散又混亂，這種局面給勞動教養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隨意性。例如，按照《試行辦法》的規定，勞動教養收容的對象是有地域限制的，即“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勞動教養的人”和“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但《關于禁毒的決定》、《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則沒有地域限制，由此導致各地執法的不一致，有的認為勞動教養應繼續控制在“大中城市”的范圍，有的則突破到鄉鎮、農村地區。又如，對哪些行為可以適用勞教，理解也是頗不一致，有的認為不到20種，有的認為有20多種，還有的認為《試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的模糊用語，幾乎包容了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所有行為，因而“凡夠得上治安處罰的，就可以適用勞動教養。”更有人認為，由于“法出多門”，一再擴大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致使“勞動教養變成了一個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裝”，甚至連夠不上治安處罰的也可以適用勞動教養。
三、勞動教養的改革思路
筆者認為勞動教養法律制度創新設計的思路，應從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出發，以法制建設全面系統化的觀念，擴大勞動教養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圍，放寬視野，確定立法目標；把以人為本和以憲為綱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證實立法依據，夯實立法基礎；以協調互補和系統層次論的觀念，爭取在行政處分,司法處分,刑罰處分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確法律地位；以程序司法化、執行社會化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完善勞動教養法律制度，健全法律體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對于勞動教養的改革思路，大致有三類主張：
一是保留并強化，認為勞教制度創建40多年來，累計教育改造了近300萬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不僅為穩定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員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這一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二是廢除，認為勞教性質含混，收容條件籠統，操作過程缺乏監督，隨意性大，易出差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是法治不健全時代的產物，應予以取消；
三是改革，認為當前我國正處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之中，社會治安、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仍需進一步穩定，在這種形勢下，要一下子把實行了40多年之久的勞動教養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實際。再者，我國刑法對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規定，又有定量規定（而西方國家的刑法卻只有定性規定，沒有定量規定），定量規定決定了我國刑法奠基于結果本位，忽視行為人的人格狀況，刑法的這一特點又決定了治安管理處罰也必定以結果為本，這樣兩者均著重于從處罰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及其危害程度上去銜接，而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因素考慮不夠，從而在預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種結構性缺陷，這一結構性缺陷需要勞動教養這樣一種側重行為人的主觀惡習而關注其人格矯治的方法來彌補。不過，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種種弊端又確實不容忽視，因而迫切需要對其進行改革。筆者也可歸屬此類。但對勞動教養制度如何改革，其中又觀點紛呈，現就幾個主要方面的討論作一考察，并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勞動教養性質的定位
我們認為，改革后的勞動教養制度應當屬于帶有保安處分性質的治安處分。所謂保安處分性質，是指這種制度與保安處分一樣，關注行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強調教育改善和積極預防，以“走出消極懲罰和事后補救的狹谷，在更廣泛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完成控制和預防犯罪的使命”。所謂治安處分，是指這種制度是基于維護社會治安的需要，對那些有一定違法行為并通過該行為表現出較大主觀惡性的人所給予的一種處分。這種處分由于涉及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故需納入司法程序。如何納入，我們考慮可借鑒英國的“治安法院”體制，在基層和中級兩級人民法院創建“治安法庭”，專門負責此類案件的審理。案件由公安機關直接移送，程序可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中的簡易程序。大部分案件可實行法官獨任制，但有的案件應吸收相關的人士作為人民陪審員參加，如在吸毒案件中，聘請毒品方面的專家作為人民陪審員。法庭開庭審理案件時應通知檢察院，檢察院認為必要時可派員出庭監督審理過程。被告人有權自行或委托律師辯護，不服一審判決的，有權上訴，二審人民法院的裁決為終審裁決。
（二）以《社會文明進步法》代替勞動教養的立法化
這是加強人權保障的需要，也是嚴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隨著不定期刑和教育刑思想的興起，各國都把未然犯罪的預防擺在立法的突出位置，建立一個以刑事立法為主、以保安立法為輔的全方位立體式預防犯罪的立法體系已成為世界性趨勢。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雖然沒有保安處分之名，卻有保安處分之實。不僅在刑法典中分散地規定了一些保安措施，而且還以行政法規或刑事政策等形式規定或設立有多種實質性的保安處分措施，勞動教養便是其中的一種。但就目前情況而言，制定統一的保安處分法的時機尚不成熟，故而先行制定一部關于勞動教養制度的專門法律，以解燃眉之急。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專門的《社會文明進步法》設立總則與分則兩篇。其中，總則規定勞動教養的目的、勞動教養的憲法根據、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勞動教養的基本原則、勞動教養適用的一般要件、勞動教養的期限、勞動教養的執行等問題。分則中應具體規定應當適用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及其相應的勞動教養措施。通過制定專門的《社會文明進步法》，一方面使勞動教養等行為的適用獲得法律上的依據，同時，對其實體、程序問題進行配套的改革，使勞動教養制度在得以保留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維護公平、正義，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關于勞動教養的立法化措施
設立專門的治安法庭辦理勞動教養案件，其優點在于：
第一，能有效地將勞動教養納入司法體制和正當程序之中，解決并克服現行勞動教養決定權、適用程序、權利救濟等諸多問題和弊病，體現我國現代法治對公民人權保護與維護社會秩序并重的價值取向。
第二，體制轉換簡便、可行。在法院現行體制下，單設治安審判庭不會引起太大的司法體制變化，也符合《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和原則，只需按照審判業務庭的組織需要配備專門的辦案人員即可。
第三，符合現行立法框架下對勞動教養性質的定位。勞動教養司法化，其實質就是由法院行使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制約權。但是，按照現行有關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法規，勞動教養既不是治安管理處罰，也不是其他行政處罰，更不是刑罰，而是一種介于治安管理處罰與刑罰之間的具有強制教育性質的行政措施（涉及限制、剝奪人身自由）。治安訴訟與刑事訴訟在提起訴訟的主體上存在根本區別，前者由公安機關提起，而后者一般由檢察機關提起；治安訴訟是“官告民”，而行政訴訟是“民告官”。這種訴訟主體性質的差異導致訴訟程序的設置存在極大差異，由刑庭或行政庭來審理治安訴訟案件是不合適的。設立專門的治安審判庭，不但可以解決勞動教養司法化的問題，還可以實現勞動教養案件的審判活動與刑事、民事、行政等其他訴訟活動的協調和平衡。
（四）關于勞動教養案件的審理程序
將來應當通過制定《社會文明進步法》明確規定辦理勞教案件的程序。勞動教養訴訟的訴訟主體主要包括控、辯、審三方。其中，提請人是公安機關，具體可由公安機關內部的法制部門或治安部門行使；被提請人即被公安機關提請適用勞動教養的人；審判機關是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具體由內設的治安審判庭負責。
對勞動教養案件實行二審終審制，由基層法院一審，中級法院二審。不服一審裁判的當事人可以上訴，檢察院也可以提出法律監督意見，二審法院的裁判具有終審效力。關于訴訟期限，公安機關在對被提請勞動教養采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后，應在15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如有法定的特殊情況的，經上級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可延長至一個月。人民法院審理一審、二審勞動教養案件，應在受理后20日內宣判，最遲不得超過一個月。對勞動教養判決的上訴期限為10日，從接到判決書第二日起算。在人民法院作出對被提請勞教人予以勞動教養的判決生效后，由公安機關移送勞動教養執行機關執行。在判決作出前，被提請人已被羈押的，應當折抵與羈押期限相同時間的勞動教養期限。對于提前解除勞動教養、減少或者延長勞動教養期限的，由勞教機關報請法院審查決定。除了一審、二審程序外，還應當設置審判監督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的提起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程序；可以由被勞教人及其近親屬申訴、檢察機關抗訴而啟動，也可由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及審判委員會主動提起。對于錯誤的勞動教養決定，當事人可以請求國家賠償。
（五）關于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
文明救濟措施和文明醫療措施都是以人為本的保護性措施，因而文明救濟措施保護期以15天起，直至有基本生活資料，或獲取生活來源，無潛在犯罪可能性為止；文明醫療措施保護期以30天起，直至身體健康，無潛在危害他人健康為止。文明救濟和文明醫療措施雖然對人身自由作出了限制，但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其最根本的人權，即生存權和生命權，同時也是保護他人的生命財產權和身體健康權，所以有必要將文明救濟和文明醫療措施納入“大司法”處分中，對其人身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
根據社會治安形勢發展的要求，應當通過修訂現行勞動教養的法規或者在將來制訂專門的《社會文明進步法》時，取消適用范圍上的地域限制，規定把勞動教養普遍適用于全國城鄉，適用于每一個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中國公民，以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六）關于勞動教養的期限
目前， 法學界對勞動教養的法律地位主要二種不同意見：第一種觀點堅持認為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教養應納入刑事處罰。由上述觀點可知，未來的勞動教養制度《社會文明進步法》是消除政府對公民的社會化管理在刑罰處分與行政處分之間的真空地帶，在法律構架上與《刑法》、 《行政法》是協調互補，并列存在的，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討論未來的勞動教養制度《社會文明進步法》是應納入行政處罰系統里，還是應歸刑罰處罰體系，而是應按行政處分、司法處分、刑罰處分三級層次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未來的勞動教養制度《社會文明進步法》應屬司法處分，如果要讓未來的勞動教養制度《社會文明進步法》有一個合理的存在空間，勢必要適當調整《刑法》、 《行政法》等法律法規。 這樣才不至于出現“寧可被判刑一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判三年勞教”的情況。 那么我們應如何調整我國的法律制度呢？我們仍應以憲法為根本，以被處分人的社會危害性和潛在的社會危害性為依據， 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應做出嚴格的法律規定，以限制人身自由時間的長短分為：1.行政拘留(行政處分)， 最高不超過15天。2.文明矯治處罰 (司法處分)，封閉執行期限大于15天，低于2年(含2年)（據全國勞教場所統計勞教收容執行的實際平均期限為13個月）。3.判刑處罰(刑事處分)，執行徒刑期限仍以1年為底線。相應地取消或修改《刑法》中的管制（上限為2年，下限僅3個月）、拘役（上限6個月，下限僅1個月）和部分低于2年的有期徒刑。必要時可延長半年。通過縮短期限，以消除勞動教養與短期自由刑在嚴厲程度上的失衡現象。為防止多次重復犯罪的發生,應對多次違法人員進行罪行累加處罰。
綜上所述，“否認過去的成就是不客觀的，但若看不到其弊端也是危險的。”用這句話來評價在我國實行了幾十年之久的勞動教養制度，亦未嘗不可。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批評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否定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國家的目標一旦有所改變，法律的修訂就在所難免”，不僅如此，“在社會的價值觀方面的改變，在公正本身意義方面的改變，幾個世紀以來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引起既深刻又廣泛的法律變革的一個原因”。中國目前不僅在國家法制的目標上從過去的單一看重社會保護轉變到更多地關注人權保障，而且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公正觀也在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教養法律的變革勢所必然。提出以科學發展觀和 “大司法”觀念規劃未來勞動教養法律制度，以科學發展觀設計未來勞動教養法律制度，并設計出《社會文明進步法》方案作為未來勞動教養法律制度改革的一套模式，并提出以科學發展觀推廣《社會文明進步法》的實施也是必然的。
參考文獻：
①韓玉勝：《關于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教養法的思考》，《中國監獄學刊》1997年第2期。
②《中國勞動教養》1999年第3期，第40頁。
③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1957年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2條。
④參見國務院批準、公安部1982年發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試行辦法》）第2條、第3條。
⑤參見司法部發布的《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1992年）第2條。
⑥參見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管理和勞動教養工作的通知》（1995年）第1條。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86年）第30條、32條，《關于禁毒的決定》第8條，《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第4條。
⑧陳澤憲、林小春：《勞動教養改革芻議》，載丁慕英等主編：《刑法實施中的難點熱點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⑨王忠煥等：《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收容教養法探索》，《山東法學》1998年第1期。
⑩董淑榮：《關于對勞教人員求其捕判現象的分析及對策》，《中國勞動教養》2000年第2期。
⑾宋雅芳：《勞動教養存在的問題及對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

后記：為了撰寫本科畢業論文《關于對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若干思考》，筆者查閱了《中國勞動教養》雜志，又翻看了一些學者關于勞教的論文，如陳澤憲《勞動教養改革芻議》、王忠煥《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收容教養法探索》、董淑榮《關于對勞教人員求其捕判現象的分析及對策》等。在指導老師張雅林副教授的指點下，進行了一些思考，形成了若干基本想法。
在此，對以上提到和未提到的老師、作者，表示一并感謝！